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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214万只需还3.2万 个人破产后日子好过吗?

资料来源:羊城晚报

地图学:李焕飞

浙江温州人蔡某终于卸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欠了214多万元的债务,只需偿还3.2万多元。他可以在3年内恢复个人信用,并在6年内“翻开新的一页”。

最近几天,这个被网络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个个人破产案件”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个人破产制度似乎已经开始土崩瓦解,让几个人既高兴又有些难过!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官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此案是“第一起具有实质性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算案件”。在我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情况下,“首例个人破产”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专家表示,温州的这一“首例”只能被视为个人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的减债协议,这不同于制度化的个人破产。

专家指出,最近网上报道的“中国首例个人破产案”,实质上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减债协议的行为,不同于制度化的个人破产。

“中国首例个人破产案”?

本案债务人蔡某为温州市一家破产企业的股东,经法院生效判决文件确认,他对该破产企业214万元以上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

经调查,蔡志勇目前在瑞安市机械有限公司任职,仅持有1%的股权(实际出资5800元),并有报废摩托车和零星存款。此外,蔡志勇每月从公司挣4000元,而他的配偶胡小玲每月挣4000元。蔡先生长期患有高血压和肾病,他的医疗费用很高。他的孩子在大学学习,他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都入不敷出。他确实无力偿还巨额债务。

2019年8月12日,温州平阳法院决定受理蔡志勇的集中债务清算案件,并任命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在管理人宣布债权申报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宣布后,平阳法院于9月24日主持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集体清理蔡志勇的个人债务。

蔡某郑重承诺,将宣读《一切诚实信用行为承诺书》,除了管理员发现的财产外,没有其他财产。有不诚实行为的,愿意承担法律后果,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后,蔡某提出了18个月内一次性结算计划,结算比例为1.5%,即超过32000元。同时,蔡承诺,如果他的家庭年收入在计划实施之日起六年内超过12万元,超额部分的50%将用于偿还所有债权人的未偿债务。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有4名债权人参加了投票。债权人在充分了解债务人经济状况和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投票通过了上述清算计划,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自愿放弃对剩余债务的追索权,并同意债务人在清算计划完成之日起3年后可以恢复个人信用。同时,很明显,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算计划全面实施之日起六年内,如果发现债务人未申报任何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其他逃废债务行为,债权人可以要求按原债务数额恢复偿还。

9月27日,平阳法院对蔡志勇发出了禁止令,并终止了蔡志勇在涉案清算案件中的执行。最后,该案圆满结束。

关于网络媒体在“中国首例个人破产案”标题下的传播方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说法不准确。本案只是“具有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破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个人破产案件”。

为什么“首例”出现在温州?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然而,2011年9月,温州发生了一场局部金融风暴,给全省造成了巨大冲击。

金融风暴后,“担保链”危机给温州带来的阴影仍然可以在一些政府官方声明中看到。“担保链”是指金融机构融资时,多个企业通过相互担保、系列担保、联合担保等担保关系链形成的特殊利益共同体。单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往往通过担保链迅速放大。

私人经济通常伴随着贷款。发达的私人贷款市场给温州的“担保链”危机增加了风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的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全市法院新增民间贷款案件23004起,金额152.1亿元,同比下降9.5%和11.5%。新增金融贷款11751起,贷款金额134.3亿元,同比下降0.6%和37.6%。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目前,虽然中国大陆没有个人破产的概念,但存在大量的个人破产。许多"不可执行"的案件只能以"结束这一执行程序"的形式结案,这早已成为法院执行的历史负担,影响了强制执行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同时,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限制了破产债务人的创业和创新动机,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僵尸”。

2018年11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文件称:“探索破产制度改革,努力将个人破产纳入破产主体范围,让优秀企业家有机会创业。”

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浙江省人大代表陈爱珠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温州进行个人破产试点。她认为,温州初步具备了开展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工作的相应条件:首先,温州市有97万多个注册市场主体,其中企业25万家,相当于每10个温州人就有一家企业,市场主体样本充足。其次,2012年至2018年,温州法院受理破产案件2247起,审结破产案件1565起,分别占浙江省总数的37.82%和44.38%。法院在企业破产审判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第三,温州也非常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2018年,温州被成功批准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之一。

今年7月,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政府与医院处置企业财务风险联席会议纪要,这是全国第一次具有个人破产制度同等功能的政府与医院联席会议。8月中旬,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算实施意见(试行)》。8月底,浙江省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温州金融改革服务民营经济实施方案》。该计划包括七个创新项目,包括“探索个人债务集中清算试点方案”。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自个人债务集中清算试点全面开展以来,温州法院已启动了19起符合条件的案件的清算程序。蔡志勇的案子因此成为“第一个案子”。

破产后,一个人能过上自然的生活吗?

破产后的债务人能过潇洒的生活吗?

9月27日,温州平阳法院发布针对蔡志勇的行为限制令,规定在蔡志勇信用恢复之前,不得有以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相关消费条例》第三条禁止的高消费和非必要消费行为,但经济舱、高速列车二等座位和高速列车二等座位除外。担任营利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监事;人民法院认为应当限制的其他行为;因工作需要出入境时,应履行批准程序。

中国商法协会副主席赵婉倩表示,由于破产者的破产无疑会对债权人和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对破产者的适当处罚符合公平原则,他的权利将在一定时期内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破产制度中的权力丧失制度。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破产个人将失去公职候选人、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公司经理、股份公司董事和监事、无限公司股东或合伙人、私立学校董事等资格。香港对破产个人的限制已经从他们的身份延伸到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消费。例如,不允许高价商品。只有在清楚地解释了资产或负债之后,他们才能自由进出该国。他们必须预先通知破产管理人他们的行程、住所及联络方式,并在指定日期内返回香港。应停止进一步的负债;不能购买房地产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梅英芝(Mui Ing-zhi)表示,温州案本质上只能被视为个人债权人的债务减免行为。尽管法院参与,但它未能为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参与程序的债权人)达成一致的结果,这很难实现破产法关于“迫使所有债权人接受”的法律效力。总体而言,温州案在司法审判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其实质性影响相对有限。

穆英芝指出,目前中国有企业破产法,但个人破产法尚未进入正式立法计划。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人信用和房地产登记查询等配套制度尚未完善。仓促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很容易为“老赖”提供“漏洞”。

然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在国家一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困难执行工作的基本解决方案时,提议研究和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为“不执行”案件疏通法律退出路径。自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至少在两份公开文件中提到需要研究和促进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并开展相当于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国务院批准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规定“逐步推进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

"个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北京外国语大学个人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刘晶认为,中国的过度负债债务人正在不断出现和增加。这些债务人的灰色生活会带来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缺乏个人破产法的现代市场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发展。(记者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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